荀子《乐论》与阮籍《乐论》异同辨析

摘   要：荀子和阮籍的《乐论》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本文通过对两部《乐论》的辨析，加深对两部《乐论》的认知，从中窥视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发展过程。

关 键 词：《乐论》  礼乐  儒家   道家  音乐思想

    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发展史上，荀子与阮籍同以《乐论》名重于世。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支派“孙氏之儒”的创始人，又名孙卿。阮籍是魏晋时的名士，“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两人相隔数百年，立身处世的态度又迥然有别，然而同样篇名的两部《乐论》拉近了二者的距离。通过对这两部《乐论》的分析，不但能使我们探究出二者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音乐思想，从而加深对这两部《乐论》的理解，从中领略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深刻印痕。

    荀子《乐论》是儒家第一部成系统的音乐理论专著。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论音乐自然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即强调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并将礼乐视为 一体相提并论。阮籍并非儒家中人，《晋书阮籍传》说：“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因好《庄》《老》，又是以不拘礼法任情山水形象立世的，所以后人自然而然地将阮籍视为玄学人物，将其《乐论》视为道家音乐思想的代表作之一。阮籍《乐论》中确也体现出不少道家思想，如“夫乐者，天地之礼，万物之性也。”“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等等。这类词句在荀子《乐论》中是见不到的。然而，据此将阮籍《乐论》视为道家音乐理论专著似还不足为凭，因为阮籍《乐论》与荀子《乐论》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将其视为儒家音乐理论专著亦不为过。

    从两部《乐论》的立意主旨来分析。荀子《乐论》的立意主旨很明确，即反对墨子的“非乐”主张，为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正名。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①“故乐在宗庙之中，群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少长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因为音乐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巨大的教育感染力，所以能对社会的民情风俗以及国家安危治乱产生直接影响，故倡导统治者“正其乐”，并利用音乐来教化人民，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再看看阮籍《乐论》的立意主旨。阮籍《乐论》是以回答“刘子”对“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发出的疑问而谋篇布局的。显然，阮籍在《乐论》中完全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来回答刘子提问的，对“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一儒家的著名论断做出了充分肯定，并且也对墨子的“非乐”观点提出了批评。尽管在论证过程中阮籍采用的论据与荀子有所不同，但二者的立脚点却是相同的。荀子是从人的本性为出发点，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阮籍则更多地强调音乐的自然属性，认为“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因“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好的音乐应符合自然之道，这样才能“入于心，沦于气，心气合洽，则风俗齐一”。

    两部《乐论》中对礼乐问题的态度却有很多共同之处。众所周知，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唯一对礼乐制度顶礼膜拜的一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是礼乐制度的反对派。荀子自不用说，他不仅是礼乐制度的推崇者，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礼乐问题的思想家，故在其《乐论》中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他的礼乐观。阮籍在《乐论》中对礼乐的态度与荀子可谓异曲同工。他的礼乐观集中体现在下面这段话里：“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②如果将阮籍的这段话误解为荀子所说也不足为怪，因为以上论述之大义与儒家观点并无二致。儒家一向将礼乐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二者相辅相成就能达到整合完善社会秩序之目的。阮籍对此完全赞成，并且进行了充分地表述。另外，对于礼乐制度的核心——明尊卑、等贵贱，阮籍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与道家的观点相去甚远。不过，阮籍的礼乐观也有不同于荀子之处，即“礼与变俱，乐与时化”。他认为：“五帝不同制，三王各异造。”礼和乐都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通其变使民不倦”，否则百姓就会抛弃不合时宜的旧礼乐而“安服淫乱之声”。这与荀子《乐论》中的“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的观点相比无疑进了一步。

    将两部《乐论》的音乐审美情趣试做对比，在这方面二者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荀子认为：“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所以好的音乐是“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以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阮籍的回答大同小异，他认为：“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声平，其容和。”好的音乐“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平和”的音乐才是好音乐，这是二者的共识。具体到对雅俗音乐的评价二者的态度也是一致的，都推崇雅乐而鄙薄俗乐。荀子认为，雅乐是圣人为治乱而作的“正乐”，“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能使“天下顺焉”。而对俗乐，荀子一概斥之为“邪音”或“淫声”，认为俗乐只能使人产生“心悲”、“心伤”、“心淫”的不良反应，并足以危害到国家安全。阮籍的观点与荀子如出一辙，只是表述方式稍异。他也将雅乐视为“正乐”，认为“雅乐周通则万物和”，将“郑声”视为“淫乐”，并对“大钟之律”、“师延之曲”、“大陵之歌”、“北里之舞”这些正统雅乐以外的音乐舞蹈通通予以否定。更有甚者，对那些让人“流涕感动”、“听之者泣下沾襟”的民间俗乐，阮籍认为这不能称为音乐，而只能称为“哀伤”。其反对民间音乐的态度似乎比荀子更坚决。

    总之，阮籍《乐论》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与荀子《乐论》思想倾向十分接近。身为玄学人物的阮籍，写出的却是儒家思想的论著，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据丁冠之先生考证，阮籍《乐论》作于魏明帝末年或正始初年（公元236—240年）（《阮籍思想辨析》），那正是阮籍的青年时代。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楼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所以年轻时的他思想上倾向儒家本不足为怪。即使到晚年，在阮籍的思想深处仍然保留着不少他表面上反对的东西。比如他儿子阮浑“风气韵度似父”，很想像他一样成为“竹林七贤”似的人物，他却不以为然，还是希望阮浑走传统文人士大夫之路。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阮籍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以儒家德训为本，道家任达为用，形成了阮籍思想和行为的两面性。反观荀子，其学术思想历史上也是颇有争议的。荀子倡导“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荀子《乐论》即是以“性恶论”为基础，来阐述儒家“礼乐”思想之“微言大义”的。更兼荀子儒学主张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孔孟儒学的学说体系，并对韩非子和李斯产生过很大影响，因此后世往往有人把荀子视为法家人物或儒法过渡时期的人物。但评述一个历史人物或评价一部学术论著均应深入细致地全面进行，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科学论证。荀子儒学说到底仍是儒家学说，荀子《乐论》及《礼论》是儒家礼乐理论的奠基之作，对于以后成为儒家文化基本经典之一的《礼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不能因为荀子有“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思想和两个著名的法家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就将荀子牵强地划归法家阵营，将荀子《乐论》生硬地视为法家论著。同样，不能因为阮籍“尤好《庄》《老》”的魏晋名士作派和《乐论》中有崇尚自然、倡导“简”“淡”的语句，就将阮籍《乐论》简单地视为道家音乐思想的理论专著。荀子《乐论》与阮籍《乐论》都是儒家音乐思想的产物，二者的差异只是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而已。

参考文献：①《荀子•乐论》战国•旬况著，万卷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06页第2行

②《阮籍•乐论》魏晋•阮籍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第157页第16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