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思考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条件下，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都共同面对着新的形式、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其关注重点和研究方法也多有不同，从而形成一种必然的对话关系。苏联的解体使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当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研究并没有终止，而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值得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所具有的国际品格、批判品格、实践品格，也值得借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应该站在时代高度，密切联系文学实践，做出新的整合、新的探索和新的开拓。
 
　　这次在重庆召开的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0届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是一次十分及时、必要和重要的会议。它为推动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一次交流的良机。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条件下，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既不能孤立于世界文明进程之外，也不能置身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进程之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都共同面对着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但由于它们的国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其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方法也多有不同，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必然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是大势所趋。在往昔的岁月里，当我们谈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时，不是“言必称苏联”就是言必“反修”，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时过境迁。可是，在最近十余年里，由于苏联的解体，却很少谈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笔者仅限所知，谈点情况。苏联的解体不仅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永久的思考和探索，也使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绝不像西方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这是“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且不论世界的情况如何，即便是在当今的俄国，其情况也远非如此。苏联解体后，在俄国的确掀起了一股清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潮流，也的确有不少人掉转头来对之大加挞伐，其中就有苏联末期的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和“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他在《崩塌》（1992）、《一杯苦酒》（1994）和《干尸也抹圣油》（1995）等书中，便是这样做的。历史大变动的时刻，总是泥沙俱下。但几乎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俄国哲学家、作家季诺维耶夫的另一种转向，从一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烈反对者和批判者转变为一个它的拥护者和颂扬者。1976年，季诺维耶夫的小说《黑!!的高空》发表时，当时苏共领导人之一苏斯洛夫曾称他是一个比索尔仁尼琴更可怕的敌人。这因为索尔仁尼琴在他那部开集中营题材之先河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里，描写的仅仅是主人公在集中营中的一天生活和遭遇，而季诺维耶夫则把整个苏维埃大地描写成这样。此后，季诺维耶夫长期侨居西方。苏联解体后，他一反过去，开始为苏联辩护，并撰写了许多著述，例如1994 年12月16日，他在俄国《真理报》上撰文写道：“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又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这个时期非常好，等到若干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来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除季诺维耶夫以外，1994年从海外流亡20 年返回俄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也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例子。他在《古拉格群岛》等作品中是如何描绘苏联的，人们早已熟悉。然而，他在返回俄罗斯不久所写的一个短篇《转折关头》（《新世界》杂志1996年第6期）里，却发表了一种与过去截然相反的看法。小说中的主人公叶姆佐夫曾是30年代苏联一家大军工厂的厂长，为苏联国防建设作过重大贡献。在苏联解体这一“转折关头”，他及时地采取了果断措施，使企业得以存活下来。小说在写到主人公因战后经济得到恢复而欢欣鼓舞，以及人们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时，作者用自己的话直说：人们都感到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叶姆佐夫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失去了一个什么样伟大的人，这需要经过许多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不仅如此，在作者看来，这一“伟大的奔跑”还造就出了一大批卓越人物和难以置信的奇迹。
　　

　　这仅仅是两个最为突出的例子。但是，季诺维耶夫和索尔仁尼琴结合自己在国内外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而抒发的这些痛苦反思，毕竟给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了俄罗斯现实过程的多声部性和复杂性。而其意义也许并不限于俄罗斯。
   

　　在当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探讨尽管同样纷纭复杂，但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偃旗息鼓。1998年马克思180周年华诞之际，俄国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等有关单位，曾分别举行了“俄罗斯与马克思：选择与命运”、“理解马克思”、“马克思与现代哲学”等各种国际与俄罗斯国内的学术研讨会，掀起了一定规模的纪念热潮。
   

　　此外，俄罗斯文论界对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一些缺陷与问题，进行了反思和重新探讨，而这种反思和重新探讨又往往伴随着激烈尖锐的论争和交锋，例如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上，其观点就大相径庭。有的著述批评它如同生物学中的李森主义一样，“都是取得统治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都是某宗教神秘主义的变种”。但也有诸如《马克思主义应该对什么负责)》这样一些文章，认为“现在有人想把全部过错都推到被看作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头上，在各种不同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中寻找斯大林主义美学的根基。而力图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出’马克思主义⋯⋯这是在最粗暴地歪曲事实，是在吵吵嚷嚷地制造神话”。俄罗斯文论界对长期被打入冷宫的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文艺论著，重新进行探讨，不仅恢复了其历史地位，并于1993 年首次出版了布哈林的文艺论集《革命与文化：1923 至1936年的文章和讲话》。同时，他们对苏联时期或屡遭批判或持冷淡态度的非主流文论：以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勃逊为代表的形式学派、巴赫金的对话诗学和狂欢化理论、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成就，都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俄罗斯学者不仅反思过去，也提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课题，如价值论、本体论、全人类性综合研究方法等，例如，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齐斯在其著述中就论证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便提出了全人类的利益问题；并且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并没有忽视艺术创作和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价值问题，它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民粹派的经济内容⋯⋯》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所述无不表明，一个曾经拥有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的国家，尽管历尽岁月沧桑，但其今天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探讨和研究的各种经验，不仅不应该忽视，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当然应该注意到，当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研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被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学说和学派来研究。俄国科学院院士费道尔·奥伊瀖尔曼的长文《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1999），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性著述。该文力图阐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时期如何从一种哲学变为一种意识形态，而现在则应该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出发，还原其哲学的原貌和价值。
文学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介绍和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显然占据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并且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就。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称谓或术语并不十分确切，仍有争议；尽管它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甚至在某些关键点上还存在着重要分歧；尽管它的研究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把握上，同我们还有差距；但不能不看到从!" 世纪!" 年代起，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匈亚利、波兰、捷克以及美国等国家，都有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脱颖而出。他们著述中的那些新命题、那些合理内核、那些结合新的实践的新探讨，不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的确对世界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20世纪20 年代初，欧洲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员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卡夫卡创作研讨会”，不仅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研讨会，也成了世界文论发展史上一次历史性会议。它重新评价了卡夫卡的创作，赋予了其创作以法西斯暴行的预见性，肯定了作家所描写的异化现象的重大意义，从而打破了长期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上许多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旧观念，为它们的新探索开辟了新的境界。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加罗第在参加会议之后，所写的评论《卡夫卡与布拉格春天》与著作《无边现实主义》，以及在此前后法国作家阿拉贡所提出的“开放现实主义”的新命题，法国作家萨特“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某些理论家的教条主义奢望”、主张文学创作形式多样化的言论，曾经给苏联文坛及世界文坛吹进了一股变革清风。总之，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这种国际品格、批判品格、实践品格，都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随着时代和现实的变化与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也有一些命题和观点，未能经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例如，复制时代的复制文化，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观点，被它视为西方文明头号敌人的“文化工业”概念等等，就是如此，尽管它们在当时尚具有一定的意义。
   

　　拿通俗文化或通俗文学来说，它们在今日之西方，也不仅仅在西方，都已成为文化、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向，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并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而并非像法兰克福学派当年所批判的那样。也就是说，通俗文学不仅打破了雅俗的界线，为人民提供了消遣娱乐，而且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作了严肃思考和探索，并具有认识、审美、教育等多种功能。其中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通俗文学作品在美国已经登上大雅之堂。2003年9月15日，美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全国图书奖（每年授予一人）第一次授予美国通俗文学作家斯特芬·金的长篇小说即处女作《魔女卡丽》（1974）。此后，他已发表近200部短篇，近40 部长篇。该奖基金会在其评语中称：金先生的创作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学所关注的地域精神和叙事的那种永久魅力的伟大传统；构思精妙，动人心弦，蕴含着直面人心的深刻道德寓意，在广大读者那里享有当之无愧的崇高地位。
   

　　其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英人威廉斯在论述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那个时代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写道：必须记住，当时被谴责为低级和无聊的两种形式——伊丽莎白时代的通俗戏剧和18、19世纪的小说——今天已经成为标准文学的重要代表。又说，是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共同创造一个时代的文学。在今天看来，威廉斯的这些观点既符合实际又十分重要。在当今的世界文学发展中，通俗文学是否像威廉斯当年所说那样，仍然在孕育着某种新的文学体裁，某种新的文学经典，历史是否还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让我们拭目以待。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才辈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探讨的重点发生了变化，最能代表这一变化的，是英人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德人马尔库塞、美人詹明信的著述。他们的一个重要重点和优点，在于能够对时代和现实的迫切问题及时而敏感地作出反映。例如，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民族的和世界的关系，威廉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就像阶级一样，拥有它，感觉到它的存在，才是消灭它的惟一方法。如果不能对它有所坚持，或者过早地抛弃它，那么你只会受到其它阶级和其它民族的欺骗。”后来，伊格尔顿在其著作中援引过这段话。足见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不仅如此。伊格尔顿在为爱尔兰作家王尔德所写的《圣奥斯卡的序言》（1989）中，为祖先是爱尔兰人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所写的《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1995）中，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出发，对经典作品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嘲讽和批评了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
   

　　然而在我们这里，在对待民族的和世界的这一关系的问题上，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有的文章主张跨越民族而走向世界，或提出“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这显然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另一公式的直接反拨：即“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依笔者看来，这两个针锋相对的公式，既有合理的地方也不无偏颇之处。实际的情形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都有粗野之分、先进和落后之分、积极和消极之分、永恒和过时之分，绝不能把问题简单化或绝对化。只有民族中那些积极的、健康的、先进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反之，也是一样。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态度。
　　

　　总之，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面探讨和研究。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它在自己的历史行程中，总是不断地借鉴和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它文论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在今天，我们更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密切联系文学实践，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整合、新的探索和新的开拓。这就是笔者的几点思考。